疫情暴发600天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吗健康

这一周，我问了很多人同一个问题：这场疫情，有没有改变你？你怎么去接受这样的改变？

之所以要这么问，是因为我跟几个朋友聊起来发现，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被这场疫情裹挟着，不得不认清一个事实：我们恐怕短期内很难回到疫情前的状态，至少无法按照疫情前设定的目标，去过好这一生了。

他们被动接受这种改变，会在夜深人静时拥抱孤独的自己，也会在清晨第一缕阳光中打起精神，向新的一天出发。

处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中，每个人都无法独善其身。我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——

有人做进口海鲜生意，有两批进口水产入境，向中国海关缴纳仓储费后，却全部因为防疫，退回原产国；

有人开饭馆，赶上年春节疫情暴发，因为客人纷纷退订年夜饭，他几乎赔光价值20万元的食材；

有人毕业于大学，供职于演艺公司，由于剧院等演出场所严格控制或暂停演出活动，公司倒闭，行业进入「寒冬」，简历很难通过初筛的他，只得开「滴滴」至今……

然而无论自己是否愿意，他们的生活，都在悲喜交织中不曾停顿，不断向前。

健康界跟4位中年人聊了聊，他们的困惑和「重生」：

「除了死人，最该『躺平』的就是我」

老张，52岁，殡仪服务公司总经理：

人们总是将新生与喜悦相连，用悲伤和泪水形容死亡。很多年前，老张就相信，生与死，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人生两端，直面死亡，并给予逝者最后的温暖和尊严，是殡仪服务行业存在的意义，这也是他为什么要投身这个行业。

老张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负责北京6医院太平间的殡葬服务。年，北京遭遇「非典」疫情时，为了尽快处理病逝感染者的遗体，并做好消杀工作，在北医院，老张和同事们足足坚守了3个月没挪窝。

老张也算是「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」，然后，疫情还是给了老张当头棒喝。

疫情，不仅给他的公司「一顿毒打」，更有可能让殡葬服务业，「再也恢复不到往日的热闹」。

疫情刚发生时，口罩和消毒用品一度紧缺。为了保障员工的健康，当时被炒到80块钱一个的N95口罩，老张一买就是几百个；块钱一桶的含氯消毒水，能买多少买多少……

图：老张年年年初屯的消毒水，块钱一桶。

「没病不会死，医院太平间的逝者，我们根本不能确定这是不是感染者，即使去世前做过核酸检测，在报告出来之前，我们得把每一名逝者当成感染者，去做好消杀。」老张说，活人要保持社交距离，逝者更要进行隔离。

为了避免太平间成为疫情传播的「引爆点」，疫情最严重时，逝者的遗体，不能存放在停尸柜里，而是需要被安放在单体冰柜中。

没有那么多冰柜，老张不得不费尽周折去购买了10台。疫情前卖1万多元的单体冰柜，也因此一度被炒到了2万元，最贵时候，安置遗体的冰柜被卖到4万元一台——涨了近3倍，这卖冰柜的，发的是可是昧良心的「死人财」啊。

老张不敢含糊，那段时间他几乎花钱如流水，可为了让跟着他一块儿干的兄弟们安心工作，也为了给予逝者最大程度的体面，他只能「不计成本」，购入消杀物品和殡仪服务用品。

老张遭遇的这顿「毒打」并未结束。由于疫情不时出现小范围爆发，很多外地患者取消进京看病的计划，老张负责的那几医院逝者数量，相比疫情前，减少了将近3成。

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，人们逐渐接受了丧事从简。在医院里，送走逝者的环节，只允许三、五位直系亲属参与，疫情前那种「一来就是十几人」的送别场景，几乎再也没有出现。

「花圈、礼宾抬棺、专业主持，这些一次几千元的殡仪服务，都是为了给活人看的，如果来的亲属总共也没有几位，这类消费型的殡仪服务需求，也就越来越少。」老张说。

「干我们这行儿的，最大的愿望就是社会上所有行业都比我们赚钱多，那才好呢。」老张是位个性随性的老北京人，他欣然接受了疫情带来的殡葬文化改变、导致他业务量下降的事实，「别的行业遇到『寒冬』能转型，我们这行儿怎么转？总不能给花圈搞促销吧？」

如今，老张将公司管理工作交给了其他高管，自嘲他自己已彻底「躺平」，成为了旅游达人。年上半年，老张在北京周边省份玩了个遍，这个月（8月）他则跟朋友们自驾去西藏。他打算趁自己还不老，在国内多走几个地方，至于公司收入，只能「听天由命」。

图：老张这个月（年8月）自驾到西藏昌都游玩。

疫情让我成了跨省「飞刀客」

婚期随之耽误

陶伟，39岁，北京一整形外科医生：

遭遇年初手术量断崖式下降之后，陶伟知道，必须跟疫情前长期「驻扎」北京的工作状态告别了。

陶伟供职于北京医院，日常会在北京市内其他机构多点执业。

无论是隆胸还是吸脂手术，他都能娴熟操作，客人们的口口相传，让他一直有10万元左右的月收入。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，彻底打破了这种岁月静好。

人们被迫宅在家里那段时间，医院亦难以招揽到客人，疫情趋于平稳后，由于外地客人进京受限，陶伟提供服务的几家机构也面临医生「僧多粥少」的问题。

行业遭受的冲击最直接地体现在从业者身上。收入腰斩、医院被变卖……在整形外科这个「低底薪、高提成」的行业里，客人数量，几乎是衡量机构和个人收入的唯一维度。

陶伟和不少同行经历了一段「至暗时刻」。有人南下到深圳去寻求出路，更多人则选择坚守，「大家相信在颜值经济时代，求美者的数量不会少。」

然而，个人乐观的心态，并不能改变整个行业的动荡。疫情的反复，让整形外科机构不断遭遇「降维打击」，陶伟不得不开始寻求出路——接受自己成为一名跨省「飞刀客」的现实。

陶伟与河南、河北等省份的医院达成了合作意向。医院医院将手术的利润进行「二八分成」，有的则是按约定好的价格「包天」，医院，做不止一台手术。

在「飞刀」这件事上，陶伟也被坑过。医院明明之前谈好是按月结算，却不断拖欠酬劳；医院院长干脆提出年底结算，陶伟却在年底发现，医院被变卖，院长跑路了。年年底，陶伟像个讨薪农民工似的跟院长要账，最终还是有几万元的手术费没有要回来。

「愿意请北京医生去做手术的客人，所做的都不是割双眼皮这种小手术，大部分是吸脂和隆胸，医院整形失败的修复手术，比如隆胸之后假体破裂，客单价都是几万元。」陶伟说，这样算下来，自己整体收入相比疫情之前并未下降，只是因为每周都要出差，跟女朋友聚少离多，婚期也很难提上议事日程。

对于未来，陶伟相信，中国并不缺少求美者，整形外科医生跟其他专科医生一样，只要技术好，多为患者着想，就永远不会失业。

「老百姓的收入，是影响整形市场最主要的因素。一旦经济下滑，市场必然萎缩。」医院医院院长郭树忠曾发文称。

这不，由于受到疫情波动影响，在停诊24天后，8月26日起，南京医科医院和医院有序恢复诊疗服务。

图：8月2日，南京某医院停诊当天，该院名医护人员参与南京市全员核酸检测工作。

此前，8月2月，新三板公司华韩整形发布《生产经营受新冠疫情影响的说明》，称该公司旗下南京医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扬州门诊部于7月30日起停诊，医院则于8月2日起停诊。

我不再只是维护

与医院、医生的关系

高远，41岁，体外诊断企业销售经理：年疫情暴发初期，医院检验科样本量下降的速度，超出了高远的想象。高远是一家进口体外诊断试剂产品代理商的销售经理。疫情暴发后，医院迅速收缩门诊量和住院量，这直接引发耗材和药品销售的大幅走低。

「那段时间，大量产品会做报废处理。假设一批试剂我们是按2到3个月为周期去备货，就诊人数降低之后，医院连续几个月都不会采购，我们备足的货卖不出，而这些试剂效期都很短，有的只有18个月。医院再采购，又会要求，试剂离失效期不能低于8个月。」高远说。多年的销售经验，几乎使他能够「平蹚」北京20多医院。疫情前曾经最多能够拿到40万年终奖的他，年只收到20万奖金，这对于月薪1万多的医药代表高远来说，是个不小的打击。

作为一名云南人，高远自豪于自己的战略眼光：十几年前，他「借遍全村」，也要凑足首付，在北京买房安家。即使短期内收入下降明显，如今每月多元的房贷对他也不是大的负担。

但是对于高远那些刚来北京求职的同事来说，当下的收入，已经无法支撑「在北京买房」的梦想。高远说，他们虽然失望，但是也不绝望，因为干他们这行的都相信，医疗是刚需，疫情也终将会过去。

事实上，疫情对医疗器械销售带来的影响，远不如政策来得更猛烈。伴随药械国产化趋势越发明显，以及近期扣响「发令枪」的安徽省临床检验试剂带量集采谈判议价公告，高远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工作的前景。

「很多时候，外界对医药代表存在微词，看似印象刻板，但这些印象并不完全是无中生有。实事求是讲，中国医药代表这个行业，在疫情前整体素质并不高，除了能讲述药品和试剂的性能、优点和适应症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要懂『客情』维护技巧，医院、医生的关系。」高远觉得，从药械代理商行业来看，未来「代理商、配送商二合一」以及更聚焦国产品牌，或许都是趋势。

从个人职业发展角度看，跳槽到药械企业推广部门，是他的远期目标，但这需要他具备足够的专业能力。因此，这一年来，他报名在线课、学习国外更前沿的检测技术……他相信，「『金饭碗』不是求来的，是要靠给自己『镀金』的。」

因疫情滞留日本近2年

花吹雪，35岁，赴日医疗机构创始人：

作为境外回国人员，8月28日，是花吹雪28天隔离观察的第14天，她正在大连一家酒店中隔离。她对健康界说，「一落地就觉得特别安心，还是回到祖国的怀抱感觉更踏实。」

图：花吹雪在大连隔离中吃的盒饭。

花吹雪曾是中国赴日公费留学生，年，她在日本创立公司，主营业务是日本企业进军中国的战略咨询以及海外医疗。公司成立后，由于与医院等机构合作紧密，每年服务赴日体检及就医的客户达多人，她自己也需要不断往返中日两国洽谈项目。

年2月，花吹雪原本准备从东京回上海，由于当时国内的「抗疫战」正处在焦灼状态，花吹雪被迫退订了回国机票和上海酒店。

「我每次回上海，都住在能提供用品长期寄存服务的酒店，我的东西到现在还存在那里没有取，谁会想到，一场传染病流行，让我一年多没法回国。」她说。

疫情几乎瞬间切断两国人员往来，花吹雪的公司受影响很大，跨境医疗业务几近终止。「那段时间压力确实非常大，长时间不能出差，工作基本都是要远程处理，团队管理和业务推进，都受到很大影响。我的大女儿不能上幼儿园，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大量增多，身心俱疲，排解压力的方法是，工作累了就陪陪孩子，孩子不听话了就去工作。」花吹雪说。

她丈夫也是中国人，孩子出生后，跟随他们一直生活在日本。跟国内的同胞一样，在日本疫情防控最为严格的时候，他们尽量不出门，一家人在一起，大人一边远程办公，一边陪孩子游戏。

疫情暴发后，日本国门关闭，除了医疗签证的绿色通道外（仅限重疾），旅游签全部停办。一开始，花吹雪的同行们都打算撑下去，大家觉得年春天疫情应该就会平息。但是，到了年，由于德尔塔变异毒株导致的疫情严峻，日本政府多次扩大实施「紧急事态宣言」所涉地区，防止疫情蔓延。花吹雪和同行们这才意识到，疫情会常态化，恐怕业务很难再回到疫情前了。

花吹雪曾经担心，公司会撑不下去，但年夏天，也就是日本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，日本政府宣布对受到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给予万日元（相当于11.78万元人民币）的补贴。在那之后，当地政府也推出了各种补助金和无息贷款，根据企业性质、受疫情影响程度、疫情前营收情况等情况，对企业再次发放补贴。靠着这些政府补贴，花吹雪的公司挺过了最艰难的日子。

现状不断在提醒花吹雪，公司转型才能寻到出路。公司业务逐步转向战略咨询为主，年，她和日本最大的医疗平台之一达成战略合作，「我现在正在做这家平台在中国的业务推广，主要会拜访国内的医疗渠道，洽谈合作，让项目尽快落地。」花吹雪说，目前在日本，算上实习生，公司还有不到10名员工。

这次带上两个孩子回到国内亲人身边，她打算至少过完年春节再回日本。「毫无疑问，国内的疫情控制得很好，如果可能，我希望全家人未来能有更多时候留在国内。」

图：花吹雪带着两个孩子在日本回国的航班上。

（应采访对象要求，文中人名均为化名）

来源：健康界

作者：李子君

健康界原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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